茶叶专卖税制与“茶引”的出现

“茶引”一词，早在北宋前期实物榷茶法盛行的时候就出现过，在《长编》卷54第1177页、卷86第1971页、卷92第2129页、卷165第3976页，我们都可以看到“茶引”这一名称。不过，此时的“茶引”只是茶叶“交引”的简称而已，与以后我们常常看到的“茶引”含义完全不同。

“茶引”一词的大量出现是在北宋末期到南宋，只有清楚地了解这一特定历史时期政府对榷茶制度的改革，我们才能清楚“茶引”的真正意义。仁宗嘉祐年间实行通商法以后，国家的茶叶政策发生很大的改变，基本由直接参与茶叶经济活动，改为通过收取专卖税方式间接控制市场。随着茶法改革，商人缴纳一定的专卖税便可以直接上山与茶农交易，作为“取货凭证”的茶叶“交引”自然也就退出了历史舞台，与此同时，“长引”、“短引”、“小引”等与茶叶有关的“引”开始出现，被统称为“茶引”。

“茶引”的最初性质是茶叶的贩运凭证，相当于“卖茶许可证”。早在北宋神宗时期，卖茶许可证被用于产茶区贩茶到边疆地区的茶马贸易中。神宗时，由于“西人颇以善马至边，所嗜唯茶，乏茶与市”。[8]北宋政府决定以茶易马，遂对四川地区的茶叶实行禁榷。商人必须将茶叶卖给政府指定的地区，以长引为证。

客人兴贩雅州名山、洋州、兴元府大竹等处茶入秦凤等路货卖者，并令出产州县出给长引，指定只得于熙秦州、通远军及永宁寨茶场中卖入官。仍先具客人姓名、茶色、数目、起离月日，关报逐处，上簿侯客人到彼，画时收买，如计程大段过期不到，即令行遣根逐。若客人私卖茶与诸色人，及将合入秦凤等路货卖茶虚作永兴军等路，回避关报逐处者，并依熙宁编赦禁榷腊茶法断罪、支赏。[9]

这时的“茶引”是茶商在卖茶过程中所经过的路线和卖茶地的证明，上面写明茶商姓名、茶色、数目、起离月日，以便国家能对茶叶贸易进行有效的控制。显然，茶叶“交引”与“茶引”从北宋时期就不是一回事儿：茶叶“交引”是北宋前期榷茶制下，茶商交钱后到政府榷货务拿茶叶的“取货凭证”；“茶引”是边疆茶马贸易时期，茶商交钱后可以到指定地区卖茶的“贩运凭证”。有些想通过输送粮草获得额外茶叶、又将茶叶运送到边疆贩卖获得厚利的商人，需要同时拿到两个不同的“券”。例如，在蔡京茶法的最初，商人于榷货务交纳钱物之后，即可在榷货务领取到“钞”，也就是取货凭证的茶叶“交引”或称“茶钞”，凭茶叶交引便可以“取便算请于场”以领取茶货。在商人领取到茶货之后，茶场还必须“别给长引”，以便能够获得到指定地方销售的许可证。

北宋末期，蔡京政府停止实行仁宗以来的通商法，垄断茶叶来源，禁止茶商与茶农私自交易，再次对茶叶实行禁榷。后来又对禁榷制进行了重大改革，改革后的禁榷制与之前最大区别在于以下两点：

1.北宋榷茶法禁止南方产茶区茶叶进行任何贸易，茶农生产的茶叶除自用外，必须全部卖给国家，产茶区及其周边地区的居民如果想购买食茶，也必须要到官府设立的“食茶务”去购买。而蔡京茶法则规定，“产茶州军许其民赴场输息，量限斤数，给短引，于旁近郡县便鬻”。[10]只要交纳一定的“息”，也就是国家应得的那部分榷茶利润，茶农可以将自己的产品在本路内货卖。

2.北宋榷茶法中，茶商向在京榷货物交纳一定的钱物，即可得到领取茶货的凭证，这就是茶叶“交引”。而在茶商凭“交引”领取到茶货之后，他就可以贩往任何的地方，但是，经过沿途税卡的时候，需要依次交税。为了使长途贩运的茶商“在道路无苛留”，蔡京茶法则规定，“商人于榷货务入纳金银、缗钱或并边粮草，即本务给钞，取便算请于场，别给长引，从所指州军鬻之。商税自场给长引，沿道登时批发，至所指地，然后计税尽输”。[11]茶商输纳一定的钱物之后，得到榷货务给的“钞”，也就是茶叶“交引”，他在茶场领取到茶货后，还需要换取一张“长引”，上面写明茶货数量、所走的路线和经过的税卡，以及所到达的目的地。凭着这张“长引”，商人在经过税卡的时候，只需做一些登记，而无须交纳任何茶税，所有的茶税都在目的地一并交纳。这项规定的目的是为了使商人不再因为受到税卡的勒索而滞留茶货，耽误货卖。

从上述规定来看，蔡京政府最初的榷茶制包含了两种不同的榷茶方式：一种可以称为“实物榷茶法”，是指政府直接参与茶叶经济活动，通过垄断茶货的来源，将茶叶实物批发给商人，用“寓税于价”的办法获取榷茶利益，这也就是北宋初期的榷茶法；另一种可以称为“榷税榷茶法”，即是指国家不再直接垄断茶叶的货源，而是将榷茶利益分配成专卖税的形式向商人征收。商人在进行茶叶贸易的的时候，必须向国家交纳专卖税。对于长途贩运的茶货，蔡京政府采取的是“寓税于价”的方式，而对于产茶区的茶农的小额货卖，则采取征收专卖税的办法。

在这样两种榷茶法下，“茶引”也就有了不同的性质，对于茶叶的“长引”来说，它与我们前面提到过的神宗朝四川地区产茶州县出具的“长引”基本相同，主要起到对茶商在卖茶过程中所经过的路线和卖茶地证明的作用，基本属于一种贩运凭证；而对于南方产茶区内部小额的茶叶贸易，“短引”的发行就不仅仅是对茶农销售茶叶地域的限制，它还代表茶农取得茶叶专卖权所花费的费用，也就等于向国家交纳的茶叶专卖税。然而，无论哪种性质的“茶引”，在蔡京茶法中都显得格外重要，因为它们是收取商税或专卖税的依据。

之后的短短数年间，蔡京政府对茶法又进行了三次重大的改变，完全废除了北宋前期的“实物榷茶制”，无论茶叶的长途贸易还是短途贸易，一律实行“茶叶专卖税制”。国家根据商人贩卖茶叶数额的大小、距离的长短输纳一定的专卖税。这样，不论是“长引”还是“短引”，都只有一个性质，那就是商人向政府购买茶叶专卖权的标志，可以用下面的公式来表示：

茶引价值=榷茶收入=专卖税

北宋末到南宋时“茶引”性质，发生了从“贩运凭证”到“专卖税”的转变。“茶引”钞面的内容，代表了茶商为获取茶叶专卖权而付出的金钱，以及在茶叶销售中所赚取的利润。所以，“茶引”也就具有了价值符号的作用，它可以转让、馈赠、买卖，甚至可以代替货币。《夷坚志》中描写了宣和末，一位官吏在赌博时以“茶券子”作为赌注的故事。[12]宣和末的“茶券子”，无疑是指“茶引”而非茶叶“交引”。明代凌濛初《二刻拍案惊奇》中，《沈将仕三千买笑钱，王朝议一夜迷魂阵》讲的就是这一故事，凌濛初对宋代的“茶券子”，也就是“茶引”还有详细的解释：所谓“茶券子”，即是“茶引”，“宋时禁茶榷税，但是茶商纳了官银，方关‘茶引’，认‘引’不认人，有此‘茶引’，可以到处贩卖。”[13]这种对茶引的描述有点模糊，实际上，并非有了“茶引”就可以到处贩卖，一定的“茶引”只能在规定的区域内贩卖。“茶引”的货币功能，在元代的茶引制度中被沿用。元剧中，有一则关于冯魁以三千张茶券买娶苏小卿的故事，[14]也可以让我们看到“茶引”的货币功能。

作为茶叶专卖税的“茶引制”，是我国古代茶叶制度上的一个重大的变化，茶引制一直被后来的社会所延续，对元明清的茶叶制度都有很大的影响。“茶引”的价值来自茶叶生产的数量和贸易的繁荣，一旦茶叶生产消费大幅度降低、茶叶贸易衰退，作为专卖税的茶引也就失去了价值。但在茶叶专卖税制度下，国家已经不直接参与茶叶贸易、只是通过发行茶引就能获取垄断利益，在一味追求专卖利益的驱动下，茶引往往会远离实际的茶叶生产、消费与贸易，成为政府随时向人民销售和发行的敛财工具。到了元代，茶叶专卖税不仅对茶商征收、还强加给茶农、以及产茶区和消费区的消费者。在茶叶经济衰败的情况下，茶引发行变成真正意义上的无名之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