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前所述，晋商经营茶叶采用的是从采购原料加工生产再到运输销售“纵向一体化”生产经营方式。由于在各环节中 晋商狡猾方式不同（在生产环节，是人与生产要素的教化过程；在其他环节，是人与人的交换过程），我们将仅生活那个在经营茶叶中的不同环节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在企业内部，即从毛茶入号，经车拣焙 筛等工序到成茶经包装出号的加工环节，茶商须组织生产费用（原料、人工、设备等）进行生产，付出转化费用和交易费用，转化费用与交易费用之和等于生产费用，在此环节中主要是以能否节约生产费用，降低生产成本实现利润最大化为其经营绩效的评价标准；另一部分是在企业与市场间，即采购、运输、销售环节，晋商与外界市场发生密切关系，须与原料供应商、运输商、经销商建立契约。由于契约与交易费用是孪生的，不同的节约形式具有不同的控制和激励功能，在经积极向上有不同表现，因而“交易费用—契约形式选择—经济绩效”是考察经济组织效率的框架。在此，我们引入交易费用分析法，衡量晋商的经营绩效。（交易费用是新制度经济学家科斯在分析1企业与市场边界时提出的概念，他认为，交易费用是获取准确的市场信息所需要付出的费用，以及谈判和经常性节约的费用。马修斯认为，交易费用与生产费用不同，他是履行一个合同的费用。）交易费用常常很难度量，但由于可以观察到交易费用在不同时期的变化，我们可通过对晋商在各经营环节的交易费用定性分析并加以比较，评价其经济绩效。基于以上认识，现对晋商在经营茶叶各个环节中的经营效率分别分析，以其解析晋商衰败的内在原因。
（一）采购环节。纵观今尚在采购茶叶中不同时期的特点，它们与原料供应者建立的节约形式（交易方式）主要有以下三种：第一种是与茶农建立的收购契约形式；第二种是通过茶行进行收购的契约形式；到清咸丰年间，晋商在湖北蒲圻一带买山种茶，从控制流通领域到控制原材料的生产、供应，实现了第三种契约形式。现对三种契约形式（交易方式）中的交易费用分别加以分析：新制度经济学认为，有三个维度影响交易种类和交易费用的大小，即交易发生的频率、不确定性和资产专用性。一般而言，多次发生的交易较之一次交易产生的交易费用较高，更需要经济组织来保障。在第一种契约形式中，茶商收购茶叶须挨家挨户上门收购，由于茶农居住分散，茶叶产量与茶质参差不齐，交易中的不确定性及多次交易势必导致交易费用相对较高，采购效率较低。在第二种契约形式中，茶行作为茶商与茶农之间的中介，代客收购，并负责茶叶的介绍、评价、过秤，茶行向茶商收取佣金。茶行这一组织的出现降低了前一种契约形式中茶商须与茶农谈判及质量鉴定等带来的交易费用，提高了采购效率。然而在实际收购中，茶行常以高称收进、多取茶样、付款折扣等方式盘剥茶农，不少茶农则将茶梗、茶末搀入毛茶中，或劣茶掺入好茶，蒙骗茶行，这样在茶农与茶行之间便形成了一种互动的内损机制，最终导致茶商采购成本增高，交易成本仍处于较高的水平。有鉴于此，晋商采用了第三种契约形式，不仅买山植茶，且传授当地人种茶技艺，保证原料的供应和质量，既稳固货源又内化交易费用，并在提高采购效率的同时，使资源得到了有效配置，可以说这是晋帮茶商在经营中的创新。
由于茶叶生产是以茶农为基本单位，从茶树种植、管理到茶叶采摘、粗制均由茶农承担。其生产过程便显示出以下特征：其一是种植面积狭小，茶地分散，种茶多在荒山参差之地，如湖南平江，在红茶盛行之时也仅是在“泉流地上，凡山谷闲向种红薯之处，悉以种茶”。其二是粗放经营。因“产茶之家，半属贫民，每岁锄茶树需工，摘茶需工，踹茶需工，拣茶需工，每每不敷出”为了节省开支，茶农疏于对茶树的管护和投入，以上特征共同决定了茶叶产量较低且茶质较差。在华茶风靡亚欧大陆，颇受消费者青睐之时，晋商经营华茶的这些弱点还未显现，但到十七世纪七八十年代后，由于外茶质优价廉，晋商采办之茶在质量、成本等方面均处于劣势，因而在此环节晋商已埋危机。诚如汪敬虞先生指出：“近代中国既没有独立的资本主义大茶园，也没有独立的资本主义大茶厂。茶叶加工制造的承担者，一头是以经营农业为主的小农户，一头是以经营商业为主的茶庄、茶栈。”
（二）加工环节。此环节 也是茶叶的生产环节。诺思认为，将生活你滚产要素组织起来生产物品或劳务，要受到制度和技术两方面的制约，在现实世界中，制度与技术都对生产发生作用，故交易费用在生产费用中也扮演重要角色。由于技术是决定企业生产出的基本因素之一，并代表着一定生产要素组合，因而一次考察可见：晋商茶叶加工厂属劳动密集型企业，投入资本较多，劳动较少，技术水平较低；相对而言，俄商 的机器工厂则为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企业。投入资本较多劳动较少，技术水平较高。根据生产函数Q=minimum(L/U,K/V)，其中Q表示产量，L和K分别表示劳动和资本的投入量，U和v分别表示生产一单位产品所需的劳动投入量和资本投入量，由于产量Q取决于L/U和K/V这两个壁之中较小的那一个，因而仅生产出必定低于俄商。在史料中我们也可清楚地看到这一点，以制造砖茶为例，晋商制造转差使用木质平压机，”其压制方法即为幼稚，置茶与蒸笼中，架锅上蒸之，倾入模型中，置木架压榨器中，借杠杆力压之。移时在模中托出，放于楼上。听其自然干燥。”俄商在十九世纪后期在华开办制茶工厂，使用蒸汽机制茶，与手工制茶相比，“手压机每日出产60篓，有25%的废品，而蒸气压机每日出产80篓，只有5%的废品，并且因使用机器而节约的费用，每篓计银1两，按照以上产量每日即达银80两或英金20磅。”
晋商加工茶叶一般在茶叶手工工场内完成。他们虽然在当时的茶叶加工中实现了一定程度的专业化分工，但其手工工场与俄商后来建立的机器工厂想必，除了在生产效率、资源配置等方面的不足外还有以下缺陷：其一，管理滞后，生产损耗多。仍以制砖茶为例，茶叶性畏潮，又“经火烘炕，其质甚脆”，在茶叶出场经手工打包装箱时，若“总管司事不亲自监视，任工人尽力复压，其茶碎裂细末极多”，“末多则价必减，是于客商有碍”，而俄商制茶用机器，则无此况。其二，缺乏工艺创新。在选用原料上，“查中国制造砖茶，向用茶末，以为运销蒙古之用，（俄商）所需原料不仅茶末，而茶叶亦有之，按机器所制之砖茶，较用旧法所制者，坚固异常，而难于碎裂，俟至本期（1872—1881）终时，砖茶贸易遂为俄商所垄断也。”可见晋帮茶商以手工工场形式业茶难与俄商抗衡，这是其衰败的原因之一。
（三）运输环节。在茶叶运输中，能否节约运输成本，提高运输效率是评价绩效的关键。在此环节中，晋商受到扩大资本规模和承担无限责任两方面的限制：一方面，晋商在前期已投入大量资本用于茶叶的采购、加工，再投入大量资金承担运输则增加资金周转困难；另一方面，晋商自己承担运输中的无限责任（包括茶叶运输费用、保管费用、途中损失等），风险较高。基于以上两点，他们采用了与运商（如车帮、驼帮）订立契约的“回票”制度，对货物从发货到验货、途中损失的赔偿等均作出规定，明晰各自的权利和义务。由于双方交易规模、交易时间都较为确定，因而不仅降低了交易费用，同时进一步增强了抵御风险的能力。此项制度在晋商垄断恰克图贸易期间为其贸易的增长提供了保障。
由于运输成本至少取决于以下三方面因素：其一是路程的远近，其二是运输商品的特性（如运输粮食与瓷器的运输成本因保管费用不同而有差异），其三是运输工具决定的效率。由于晋商赖以运输的交通工具以牛、马、驼为主，效率低下，尤其在长途运输当中，茶叶的管理费用较高，且损耗较多，因而晋商赖以运输的方式交易费用较高，不利于资源的有效配置。到鸦片战争后，随通商口岸的陆续开放，俄商海路、铁路运输的开通，晋帮茶商由于陆路运输成本高、耗时长等诸多不利因素，逐渐显现。加之运输途中，关卡林立，清廷苛征滥派，捐输繁多，加速了晋帮茶商的衰亡。
（四） 销售环节。在此环节中，插上销售状况直接与茶叶市场的供求状况密切相关。为便于分析，奖金上茶叶销售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恰克图互市开通到鸦片战争前，此时由于北部茶叶贸易仅在恰克图等地进行且为晋商所垄断，华茶在市场中占据又是，因而可将此时的市场看作是不完全竞争市场；第二阶段是鸦片战争后大清末民初，此时通商口岸相继开通，茶叶贸易的范围已拓展到多个地区，印度茶、日本茶、锡兰茶等外茶纷纷抢占国内和国际茶叶市场，晋商受到 俄国等外商的有力挑战，可将这一时期市场看作是完全竞争市场。
在不同的市场环境中，由于需求水平的变动会引起均衡价格与均衡产量同方向变动，而供给水平的变动则会引起均衡价格的反方向变动。在第一阶段中，由于消费者对茶叶偏好程度的增强，市场需求旺盛，与此相适，晋商等国内茶商纷纷加入到茶叶贸易中，茶叶的供给有所增加，然而由于国内对出口茶叶数量加以限制，是茶叶供给增加的程度远低于需求的增长，表现出茶叶价格与产量均有大幅度增长。到第二阶段，一方面由于茶叶市场日趋饱和，消费者对茶叶到品质、口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国内茶叶在质量、品质、包装等方面逊色于外茶，国际茶叶市场由国内茶也占主导地位向外茶占据优势转化；另一方面由于生产技术水平决定了厂商以最低成本生产产量的大小，俄商等外商茶厂技术水平较高，生产规模较大，而晋商生产茶叶的技术水平较低，生产规模较小，且要承担采购、加工、运输方式落后及贸易路线漫长、艰险的高成本，他们与外商在同一市场中竞争不可避免会处于不利地位。到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以后市场需求下降，晋商在残酷的市场竞争中节节败退，从前期盈利逐渐到盈亏相抵最后到了亏损的境地。
通过以上对晋商经营茶叶各个环节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其一，在鸦片战争前，晋商努力寻找内部制度的改进形式（如在茶叶采购中契约形式的变迁及运输中契约形式的选择），通过降低交易费用，改变企业运行中的相对成本，提高了经济绩效；其二，由于后期外部环境的改变，晋商在经营中的绝对成本大大高于与之竞争的俄商的经营成本，加上晋帮茶商在内部制度的缺陷与在外部环境中所处的不利地位，共同导致了他们走向衰亡的结局；其三，在比较晋商与俄商的经营制度之后，可大体得出晋商的经营制度是一种效率相对较低的制度这一结论，但其在经营前期运转良好，可见外部制度环境对经济组织的经营绩效有着不容忽视的作用与影响。
